泰康人壽董事長：中國崛起是世界最大“麻煩”
我有一個并未成型的關于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思考。這個話題源于在亞布力舉行的中國企業家論壇，因為我們曾在亞布力討論過中國和平崛起的話題，后來我慢慢思考而形成了一些觀點。我并不是學歷史的，只是因為業余愛好喜歡思考一些問題。
鴉片戰爭是中國落后的結果，也是覺醒的開始
中國模式是中國思想界最大的爭議，存在很多爭論和不同看法，應算作最高的學術命題。我的理念之一是：鴉片戰爭是中國落后的結果，也是中國覺悟覺醒的開始，所以我認為中國的現代化之路是昶成組合房屋,億嘉清潔公司從鴉片戰爭開始的。
我們經常講歷史上出現過三次盛世：秦漢時期的文景之治、隋唐時期的貞觀之治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其實，康乾盛世只算半個盛世。明朝早期，鄭和下西洋后,不到80年，哥倫布開始航海。西方就是從那時開始發生了深刻變化，從航海、文藝復興到工業革命，再到我們經常講的現代西方三權分立的民主社會。
1840年，英國工業革命形成，而中國乾隆皇帝逝世的時間是1795年，相隔不到50年時間就發生了鴉片戰爭。康乾盛世只是在西方還沒有到中國來的時候出現的盛世，那時的中國還是一個傳統的農業文明盛世，實際上相對于世界來說是衰敗的，因此1840年鴉片戰爭是中國已經落后的結果，而根本不是落后的開始。而且，鴉片戰爭大地動物醫院動物醫院使得中國真正開始進入現代化，開始跟世界融合、跟世界打交道。這是我的第一個觀點和命題。
轉型和儒學貫穿中國社會發展
從1840年到今天，一直有兩條主線貫穿中國社會，引領社會的發展，一條主線是社會轉型，一條主線是東西方文化的碰撞。
第一條主線是社會轉型，其核心體現就是我們講的革命、革新、改良或改革。當時最血腥，或者最徹底的是“革命”這個詞；最溫和的是“改良”這個詞；今天我們用“改革”這個詞。社會在急劇的轉型過程中可能擺到左邊，也可能擺到右邊；可能是用革命的方式、也可能用改良、革新的方式。從1840年至今170年，中國的社會轉型還沒有完成，因此社會轉型是貫穿并引領中國社會發展的主線之一。
第二條主線是東西方文化的碰撞。儒家學說從漢代董仲舒開始成為官方哲學，最后形成一直貫穿的主體思想體系。中間還有程朱理學、王陽明的“心學”等思想，但總體還是以儒學為核心思想體系。但是當西方科學民主思想來到中國時，發生了激烈的碰撞，所以中學和西學這兩種思想力量的交織到今天還在繼續。湖北張之洞曾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五四運動是打倒“孔家店”，徹底否定了傳統。今天新儒學崛起，中國思想體系和西方體系仍在碰撞，還沒有最終塵埃落定。因此，我認為影響中國現代化最核心的兩個力量，一個是社會變革、一個是思想體系。這是我的第二個思考和觀點。
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在于思想制度層面
第三個觀點，人類在進行現代化演進的過程中有一只看不見的手，有一個邏輯在那里，它是循序漸進的。1840年的洋槍洋炮打開了中國大門，我們認為需要學習西方的這些技術，所以就開始了洋務運動。洋務運動是如我們今天看到的技術、經濟層面的改革。但是甲午戰爭的失敗讓人們產生了更多的反省。反觀日本的明治維新，花了30年時間，日本基本崛起，而后由于甲午戰爭、日俄戰爭而發了大財，日本才徹底崛起。日本崛起用了很短時間，明治維新是在學習西方。
甲午戰爭使得中國的仁人志士認為中國的問題還是要解決制度的問題。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發動戊戌變法，走君主立憲的道路，但還是保持傳統，根本沒有推翻滿清的體制。戊戌變法失敗后，爆發了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五四運動上升到了更高的層面，從技術層面到制度層面，再到精神層面。
什么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其實根本要在思想制度層面解決。五四運動的“反帝反封建”意義是我黨在革命后的一種總結，五四運動的本質就是“德先生”、“賽先生”、“打倒孔家店”。五四運動，是家樂除蟲除蟲公司 ,大理石餐桌中國現代化170年歷史進程中的最具分水嶺意義的一個事件。它徹底否定傳統、全盤西化，開啟了又一個現代的中國。今天中國的邏輯就是從“五四運動”演繹而來的。
其實西方列強并不支持孫中山革命，只有蘇俄支持，黃埔軍校也是由蘇聯人出資建的。國民黨、共產黨這兩個黨都是鮑羅廷作為顧問。兩黨實際上是相輔助的。孫中山所倡導的國民黨三大口號就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這兩黨都是按照列寧的國家理論、政黨理論建立的，就是我們所說的黨國制，黨是至高無上的，黨領國、領軍、領政、領民，所以中國就走向了一條黨國道路。
從五四運動、私權的黨國，再到后來的新中國。其實非常簡單，就是這樣三大模式。這就是根據我的理解而進行的歷史梳理。
兩個版本的現代化
中國歷史從1949年到今天的核心是什么？我的觀點是，中國經歷了兩個版本的現代化。
1949年后，基本上是全盤的蘇聯模式。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國150多個項目的工業體系基本建立起來，目標是要建立一個大國，研制原子彈、氫彈、人造衛星。在文革中期還有一個三線工廠，是我們把蘇聯援助的這些項目消化吸收后，進行的復制。
我們把意識形態抽象掉，建國后的前30年，這種蘇聯版本的現代化基本上是以公有制、計劃經濟為主，然后用工農業價格剪刀差來完成工業的資本積累。比如當初需要用布票、糧票，還要勒緊褲帶來積累資本，這是在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系中。很多人問，我們那時候為什么不開放？那時候開放可行嗎？當時的世界，已經形成兩大對立陣營。中國去參加聯合國會議的時候，國庫里拿不出一張美元，因為西方對我們都是封鎖的。不要忘記歷史，當年中國就是從這樣一個歷史走來的。
當時，蘇聯版本的現代化已經走不下去了，其實，蘇東也在探索改革、中國也面臨新的選擇，鄧小平提出了改革開放。中國人革命的目的是要國家富強，窮社會主義不是我們想要的，這是最大的核心凝聚力量。現在回過頭看，鄧小平改革的時候，比今天要再一次改革簡單得多，因為那時沒有任何利益集團。毛澤東時代的整個中國社會很簡單，共產黨的干部25級制，一級工資400塊錢，25級的工資大概是25、30塊，工人有8級工資制，所有的財產都是國家或集體的，沒有任何一分錢的私權，那個時代是一張白紙。
經濟學中講發展，基本的就是生產力的三要素。首先，人力資本從何而來？每次現代化的大運動，都伴隨著一個智力吸收的過程，就是留學生運動。毛澤東時代，大家都到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留學，解放后這些人全部回國來建設，我們的人力資本也是這樣的形成過程。第二，資本如何來的？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在一個封閉的體系里，只能用工農業價格的剪刀差，來完成工業化建設。第三，我們的技術從156個項目中獲得，用的都是蘇聯、東歐的技術，156個項目相當于現在成套設備和技術的引進。
從毛澤東時代到我們今天的這個版本的現代化，中間有一個過渡時期。
1970年代，是中國最詭秘、最具變化、最波瀾壯闊的年代。1971年林彪墜機身亡，意味著文革的破產。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國再一次跟西方結盟，形成了一個新三角關系。整個世界的格局，從1972年尼克松踏上中國的那一剎那，就開始演繹了，就是中美聯手對抗蘇聯——蘇聯的倒臺——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
1976年又是關鍵的年份，毛澤東的去世意味著中國一個時代的結束。當時打倒四人幫是最重要的任務，當然還有更重要的——從1978年三中全會到1989年的那個時期。從1970年代初到1980年代末，這近20年實際上是開始演繹從蘇聯模式向西方模式轉變的又一次轉型，其實這些年是一個過渡轉型的時期。改革開放30年有點像從1840年到辛亥革命，開始也走技術和引進外資的路線，之后開始在制度上學習。今天，中國又站在了另一個改革的關鍵路口。
“兩個改革、三個遺產”促成中國三十年經濟高速發展
關于改革開放這30年，我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改革開放30年最核心的是兩個偉大改革：第一個是宏觀的價格改革，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第二個是微觀的所有制和產權制度改革，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成長起一個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力量——企業家階層。
企業家的代際有三個劃分。1992年之前沒有現代企業的法律制度，那時候的企業基本上是戴“紅帽子”的集體企業、鄉鎮企業、國有企業。到1992年后因為有了“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公司”條例，中國創建企業開始進入一個制度化的階段。再到海歸派引進西方現代企業創始人和期權制度、填補了企業家財富積累制度在中國的空白，完成了中國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因此，價格改革、所有制和產權制度改革是中國這30年的兩個最大改革。我認為今天中國經濟的成功，這兩項改革是先決條件。如果沒有進行市場化的改革，沒有建立市場經濟體系，那么今天中國所有的改革都無從談起。僅僅有市場經濟，而沒有私營經濟、沒有產權和所有制的改革，就不會有今天企業家群體的崛起，也沒有今天整個經濟的蓬勃生長。
上述兩個改革的成功是基于中國過去的體制留下的三個重大遺產：
第一，從中國歷史上來看，在某個亂世后，亂世的終結者基本上會建立一個強人時代。這種歷史人物都備受爭議，但他們一定都會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比如，秦漢、隋唐，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很幸運的，中國歷史上，元、清的版圖最大，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了清朝的版圖。歷經百余年的紛爭、混亂，中國今天仍然幅員遼闊。一個強大的力量終結了紛爭混亂的歷史，毛澤東就是這一亂世的終結者，建立了歷史上又一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當鄧家欣工程木作裝潢億嘉木作裝潢 ,大理石茶几小平把國家機器接到手上時，當他說讓每一個螺絲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候，這就是今天講的舉國體制。我們很多人都沒意識到，今天這個強大的中央集權體系，其實是為中國轉化成以經濟建設為核心而發揮了巨大的力量。
如果要講中國今天成功的原因，就是一句話——政府主導經濟，或者叫企業家精神社會化。由于整個社會、整個黨的體系以GDP考核為核心，中央政府搞經濟特區，地方政府搞開發區，縣里搞招商引資。回想歷史，香港招商引資、全球招商引資基本上都是省委書記的頭等大事。省委書記就相當于這個省的董事長，省長就相當于總經理。當然今天我們所批判的這個社會存在的各種問題，也是由于政府主導經濟而帶來的。
第二個偉大的遺產就是土地，今天我們還是在吃老祖宗的飯。1949年，所有財產歸公，包括跨國資本，比如黃浦江、外灘一條街全是國有資產，今天實際上還是政府的。我與臺灣地區人交流時，他們說，要趁價格低的時候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因為現在臺灣是土地私有，土地價格都漲起來了，修一條高速公路根本修不起來。所以我們在城市化的運動中，在基礎設施建設中，由于土地國有和土地集體所有，我們才能演繹“春天的故事”，一位老人在南海邊劃了一個圈，就造就了深圳這樣的城市。如果沒有共產黨強大的中央集權，如果不是所有財產都收歸國有，這是不可能的。
第三個偉大遺產是新興產業工人。3億農民沒有土地了，就到城市里打工。我不同意用“農民工”這個詞匯，其實應該稱之為“新興產業工人”。在進行現代化、工業化的過程中，有巨大的勞動力需求，農民工就是新興的產業大軍。
如果沒有市場經濟改革和產權改革這兩個基礎，沒有中國這過去的三個遺產，就不能夠取得我們今天的成就。
改革開放30年，又分三個時期。前10年是改革體制的準備期、過渡期、奠基期，在第二個10年里，1992年實際上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年份，大家都只記得鄧小平南巡，其實還有1991年蘇聯、東歐倒臺這個大國際形勢對中國的壓力。鄧小平南巡把中國徹底扭轉到堅定改革、堅定地走市場經濟道路。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正式確定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在此之前的叫法包括：“鳥籠經濟”——以計劃經濟為主、商品經濟為輔——有計劃經濟的商品經濟——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并行——商品經濟，還沒有談市場經濟。因此，中國最終確定市場經濟道路，是伴隨漫長思想斗爭和交鋒走過來的。
1992年還有一個很重要事件，當時國家體改委頒布了兩個文件：《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和《股份公司規范意見》，到1993年才出臺《公司法》，1996年出臺《合同法》。所以在1992年之前，中國對于企業沒有任何制度，1992年之前的企業只有鄉鎮企業(集體所有)、國有企業、個體戶、合資、外資企業。所以在1980年代創業的企業家是很悲愴的，因為他們沒有企業制度和法律的保證，沒有企業法律框架來建設企業，所以要戴著“紅帽子”。另外，可能會由于產權模糊，而導致牢獄之災。
1992年這些政策和改革構成了當代中國的一個分水嶺，經濟建設完全走向市場。1989年后，整個西方封鎖中國，當時中央的核心工作就是兩件事，一是打破西方對中國的封鎖，所以采用的是引進跨國公司投資，給他們優惠和讓利。因此那時任何一個跨國公司的總裁到中國，都會得到高層的接見，但今天跨國公司領導來見一個主管部門的處長都難上加難。那時候借助引進跨國公司的確是打破西方政治和經濟上的封鎖。當年美國國會每年都會用中國最惠國待遇來挾制我們，這就使得我們下決心一定要加入WTO，徹底鏟除套在我們頭上的緊箍咒。中國加入WTO這10年，也就是本世紀的最初10年應該稱之為“黃金的10年”。這10年我們從全球經濟第7位躍到今天第2位，這是最核心的標志性變化。
中國最大的信心在于民間創業和企業家精神
展開大概念，中華人民共和國60年是什么框架？這60年分為兩個時期、三個階段。兩個時期就是毛澤東時期和鄧小平時期。毛澤東時期走的蘇聯版本的現代化把一個農業國建設成為初步工業國，初步工業國的標志就是工業體系、國民經濟體系的建設。鄧小平時期把中國從一個初步工業國建成一個新興工業國。現在我們講的轉型就是從新興工業國邁向中等發達國家轉型，中等發達國家就意味著中產人群的崛起、消費經濟的崛起。在從新興工業國向中等發達國家轉型的過程中，今天中國遇到的所有挑戰，包括大家熱議的所謂憲政、現代性或社會現代化等，都來自于轉型帶來的挑戰。
對于中國未來，我的基本判斷是到2020年，中國將基本實現經濟現代化。今天很多人有憂患意識是對的，但我認為國與國就是塊頭對塊頭，我們已開始是一個強國了，這并非自大。再過10年，中國人均GDP將達到1萬美元。而且，這只會提前到來。當經濟崛起后，本幣開始持續升值。從人均4000美元跨到1萬美元，會不會出現拉美模式？我認為根本不可能出現。比如韓國、中國臺灣，從3000美元到1萬美元用了10年，甚至用了不到10年的時間。當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中國的GDP接近10萬億美元的時候，國際上就可能只有美國、中國和歐盟這三大經濟體。
我認為所謂中產人群崛起就是經濟結構服務化。城市人口占60%，第三產業占60%，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這三個指標大概十年內會做到，那時中國經濟現代化就大功告成。
再談到另一個問題，就是現代性和國家現代化的問題，現代性或社會的現代化建設可能還要用30年到50年的時間。抽象地講，首先要建立一個法制的社會，才有民主社會。高度法制加上高度民主才能叫做高度文明，我相信中國一代人比一代人聰明。這是我對未來中國大體框架的看法。
雖然我們看到社會上有很多不好的方面，但我一直很樂觀。我認為今天的中國企業家精神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曾在演講中說“當年有志青年參加革命，革命的洪流浩浩蕩蕩，有叛變的、落伍的、槍斃的、死掉的，但是誰也無法阻擋革命的洪流”。今天創業的浪潮，企業家精神在中國完全社會化的情況下形成這樣一個浪潮，就像當年革命洪流一樣浩浩蕩蕩，誰也阻擋不了。因此今天中國最大的信心就在于民間的創業和企業家精神。
當今世界的四個核心問題
我認為今天的世界完全變了，不能用西方沿用幾百年的體系，不能用這樣一條思路和邏輯或一個所謂的普世價值來看我們今天的世界和中國的崛起。當今世界有四個很核心的要素：
第一是網絡。網絡的興起最本質是搜索引擎的誕生。我們過去要去圖書館學知識，需要查編號、添表格，圖書管理員跑到圖書室到處檢索給你拿出來，這個過程的成本很高。但今天把電腦或手機一打開，Google一下，你所要學的知識和人物信息一瞬間都可以獲取到。所以過去知識是力量，知識是最昂貴的東西，今天，空氣和水變成戰略資源，知識變成了最廉價最容易獲得的東西。搜索引擎的發明顛覆了人類知識的體系，讓所有的只要有一定技能和理解能力的人都可以獲得知識。獲得知識就推動了民主的普及和世俗力量的崛起，打破了過去知識被少數人(精英階層)壟斷的現象。
第二是全球經濟一體化。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本質是什么？就是產品的要素進行全球配置。這顛覆了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國與國的稟賦優勢已經轉移為公司與公司的稟賦優勢，公司的力量崛起。全球化的公司和跨國公司是兩回事，跨國公司的定義就是在兩個以上國家有機構，而全球化的公司是一半以上的雇員在企業所屬的國家之外，一半以上的收入來自于本國之外，比如諾基亞等很多公司。諾基亞的產量在中國占80%，但它是外國品牌，我們的消費取向決定它的生死。不要認為它是跨國公司，實際上它是“中國”的公司。所以當企業的收入、雇員一半以上是來自他國的時候，這個公司就不是姓中國或姓其他國家了，它已是全球化公司。所以，經濟全球化的核心就是公司力量的崛起，是全球化公司的崛起。
第三是氣候變暖。石油和煤炭是不可再生能源，根據能量守恒定律，這是40億年地球的儲備，太陽能通過光合作用貯存在植物中，火山、地震又把樹木等植物埋到地下形成了今天的煤和石油。工業文明就是建立在消耗40億年儲備的不可再生的化學能源的基礎上。工業文明是相對于農業文明，農業文明是屈服自然、服從自然、最后和自然合作，叫做天人合一。中國農業文明的思想體系是最完善、最科學、最美妙的。我經常講宋代的文化就是我們農業文明最高、最先進的寫照。工業文明是因為我們想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戰勝自然，我們希望把人的力量延伸。工業文明的概念是把人的動力體系轉用化學能源來創造出動力體系，其實是人的能量延伸，所以“千里眼、順風耳、嫦娥奔月”的理想都實現了。但工業文明最大的壞處就是夸張、浪費。首都機場就是工業文明的寫照，造了宏大的天穹，冬天要消耗很多能源來保持它的溫度，夏天要消耗巨大的能源保持它的涼爽度。因此，我認為氣候變暖的本質就是在批判、告別工業文明，我們要進入新的文明，這個新的文明就是生態文明，是一種簡約的生活。
當今世界第四個最偉大的變化就是中國的崛起。我把“中國的崛起”稱之為“世界最大的麻煩”，這個詞是最準確的，為什么？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古老東方大國，中國的崛起其實是人類最大的挑戰課題。因為中國的崛起挑戰了西方400年來所主導的價值和世界體系。未來將是怎樣的結果？無非是三種：第一種是，中國納入西方世界的體系，西方世界特別希望是這樣的結果。但我們中國人愿不愿意？我認為愿意是應該的，因為這樣可以減少很大的世界沖突。第二種就是挑戰西方世界，我相信中國人都不會接受這種方式，因為目前還沒有到挑戰的時候，也沒有這個能力和必要，也就是說今天世界的普世價值還是存在的，我們要逐步認同，而挑戰就意味著要戰爭。第三種結果，實現國家的相互欣賞，這種相互欣賞是一種共存的體制。
最后，談談對社會的看法。由于中國的崛起，經濟增長引發人們對公平的討論，公平成為社會的頭號問題。公平問題涵蓋了當今社會的所有問題，包括權貴的問題、貪污腐敗的問題、政府權力無邊界的問題、貧富差距的問題、生態環境的問題。在科學發展觀中，所謂五大平衡其實就是因為共產黨看到了五大矛盾，五大矛盾基本屬于經濟層面——第一個是沿海和內地的平衡；第二是城鄉的平衡；第三是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平衡；第四是經濟發展后和環境生態的平衡；第五是中國經濟崛起后外資和內資的平衡。這五大矛盾屬于經濟層面的矛盾，更上一層的矛盾就是公平帶來的一切問題。因此現在中國社會上的思想很活躍，現在思想界最尖端的討論就是關于中國模式。
我們通過各種學習可以進行這方面的探討，這種學習還是源于亞布力。因為我們天天做企業的時候并不會想到這些，而在亞布力，大家可以說出一些觀點，可以講述中國崛起的點點滴滴。以上我講述的就是通過這些年的學習、看書而積累的一些思考。(作者為泰康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CEO、中國企業家論壇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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